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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云南乡村,有一群B站小学生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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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这样一所学校,成绩不是第一位的,更重要的是,滋养生命的根基,给他们情感的陪伴,让他们健康、安全、有尊严地生活。”

新老师

小顺是村里最难搞的那类孩子。

他中等个头,皮肤被高原的日照晒得黝黑,眼里有股谁也管不住的野劲儿。小顺脾气很急,遇事就抡着拳头往前冲,游戏打输了,直接把手机摔地上。在学校,他喜欢和高年级男生混,抽烟、喝酒、光着膀子飙摩托,同学见了都避着走。父亲茶剑说,能治他的办法只有打。

小顺的家,位于云南大理巍山的一个小村庄。八个月大时,父母去广东打工,把他托付给爷爷奶奶。三岁,他被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寄宿幼儿园,周末才能回一趟家。几年后,小顺进入幼儿园旁边的一所乡村小学。他不爱学习,考试总拿二三十分,成绩全班倒数。

小顺独自在家里玩球

小顺的同学,大多有着跟他相同的成长路径:出身乡村,从小留守。小学毕业后,他们会升入县里一所普通的初中,命运开始分叉:有的继续升学,而更多的人,会重复他们父母的路径,早早投入打工的浪潮中。

在离巍山古城三公里外的这个小乡村,土壤贫瘠,降水稀少,再加上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行,种植业并不发达。而为了维护稀少的水源,也很少发展养殖业。打工是年轻人最常选择的出路。

小顺所在的乡村

小顺的父亲原本以为,儿子的人生也就这样了。没想到在年,小顺的生活迎来了转折。

这一年,秋季学期刚开学,原来的老师几乎都离开了,取而代之的是十几个新老师。他们都很年轻,讲标准的普通话,大学毕业,都有过山区支教经验。村小也有了新的名字,“哔哩哔哩美丽小学”。

和新老师一起到来的,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校园生活。除了上课以外,老师还会教低年级的孩子洗手洗头,给高年级的孩子讲“性教育”。学校里有了专门的社团,可以学编程、拼乐高;放假了,老师带他们去山林里徒步,弹琴、唱歌,认识每一朵花、每一棵树的名字。

孩子们还有机会去上海、北京游学,此前,他们中的很多人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的公园,喜欢玩里面的大象滑滑梯。而在大城市的动物园,他们第一次见到了真的大象。

小顺的父亲发现,儿子开始有了改变,变懂事了。每周五回来,小顺会主动去帮家里洗猪圈。他戒掉了烟酒,不再和那帮小混混待在一起。有时候看见同学被欺负,还会主动制止。现在,同学们会亲切地叫他“阿顺”。

去乡村,栽一棵树

“哔哩哔哩美丽小学”的创立,是B站和“美丽中国支教项目”共同进行的一次教育探索。

支援乡村教育的公益项目很多,美丽小学试图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具体来说,就是不再以帮孩子提高成绩、走出大山为唯一目的,而是给他们足够的情感陪伴,培养他们好好生活的能力。项目发起人之一康健和同事把这套理念浓缩成了一句话,“生活即学习,学习即生活。”

康健今年72岁,在北京长大,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,去过美国留学。回国后,他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授,在北大附中当过八年校长。

在北大附中这样全国顶尖的中学,有最优秀的老师和学生,和最先进的教育理念,什么都是最好的。康健做校长时,为了食堂消毒,在校内配备了进口的洗碗机;修新的宿舍楼,标准是四人间,每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。

但康健的心里很不踏实。他的理想是实现教育公平,却一直待在好的地方,为本就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孩子服务,很少往最边缘、最草根的地方走。渐渐地,他心里对乡村孩子产生了一种愧疚。随着年纪渐长,这种愧疚更加沉重。

年,康健从北大退休,学院给他开了一场欢送会。会上,时任院长文东茅在会上问他,你退休以后准备干什么?康健脱口而出:去乡村办一所学校。

他记得,上世纪90年代,日本的远山正瑛到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治沙时,曾经说过:“我七老八十了,要想治沙已经不行了,但在我这个年岁,还来得及栽一棵树,那我就先栽一棵树吧”。这番话很打动康健,“也许我不能改变乡村教育的全部,但是我们去栽一棵树,给那些孩子提供一些好的生活和教育,我还是可以做的。”

小顺和弟弟在家喂鸡

退休后,康健加入了“美丽中国”,负责培训乡村支教老师。与他们接触时,许多年轻老师会谈到自己的困惑,最常见的是:在乡村的学校,支教老师只是教几门课,很难进入学校的主流,也很难从整体去影响教育的过程。

想解决这个问题,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办学校。康健的想法得到了“美丽中国“的支持,决定由康健来创办一所小学。眼前的问题是:学校该怎么办?在哪里办?

康健去过很多村小考察。他发现,乡村的孩子和城市孩子的精神面貌差距特别大。见到陌生人会很羞怯,习惯性地低着头,避开走。更让他揪心的,是孩子们的健康状况。他们大多个头不高,走路时佝偻着身子,做课间操都有气无力的。更糟糕的是,有些孩子没有培养卫生意识,头上和身上都长了虱子。

学习洗头的小朋友

这些小孩大多数是留守儿童,长期和父母分离,缺乏家庭教育。

小顺也是一样,留守在家的大多数时刻,他都是孤独的。晚上,小顺躺在学校宿舍的小床上,想起遥远的爸妈,常常忍不住哭。他掏出妈妈离家时压在枕头底下的信,上面写着“我走了,八点的车,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,不要调皮,不要打架。”

于是,康健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:这所学校应该是小而美的,不超过人,一个班二三十人,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被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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