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七年年初，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有“杭州第一美人”之称的王映霞并坠入情网，王映霞在认识郁达夫之前也已拜读过郁达夫的代表作《沉沦》，对其才华很是仰慕。
但彼时的两人，一个是有妇之夫，另一位亦婚约在身，两人的交往自然困难重重。郁达夫为了赢得王映霞的芳心，不断写情书给她，这些情书中的情感流露一如他的为人，坦白而直率。
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，他在自传里讲述，自己生于“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……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”。
母亲奶水不足，所以从小就体验到饥饿的恐怖。
郁达夫有神童之誉，“九岁题诗四座惊”。
郁达夫年轻时以杜牧自居——“薄有狂才追杜牧”，载酒江湖、走马章台的姿态尤其像。年秋冬他第一次去安庆教书，不时作狭斜之游；在北京时也曾交游妓女。
他与郭沫若等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创造社。
这年10月，郁达夫在编辑《创造》季刊的同时，出版小说集《沉沦》，风靡一时，这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。
《沉沦》等作品备受文学青年追捧，也受到来势凶猛的讥讽嘲骂，郭沫若所赞美的“大胆的自我暴露”“露骨的真率”。
郁达夫当年的同道者郭沫若也以“狂叛”著称。
王映霞，本姓金，小名金锁，生于杭州。当年有“杭州第一美人之称”，15岁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。
王映霞始知鲁迅、郭沫若，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，在拜读其《沉沦》时，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，觉得颇“有些难为情”。
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，在世伯孙百刚先生（的寓所邂逅郁达夫。落花有意随流水，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“风雨茅庐”的趣话。
郁达夫面对王映霞的癫痴失态，后来也常被朋友们取笑。
郁达夫三天两头找借口跑来，有一天带着醉意和哭腔，用日语对孙百刚说，自从见到“她”就神魂颠倒，诸事无心，茶饭不思，“如果她偶尔和我谈上几句，我全身的细胞神经，像经过熨斗烫过似的舒适服贴……”他不仅白天登门，有时晚上还顶风冒寒在孙家楼下徘徊。有一天听说王映霞要回家，赶快无头苍蝇似的跑去杭州找她，整天枯守车站，在雪中僵立，却终究扑空。
孙百刚苦劝郁达夫慎重理智、悬崖勒马，要他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：她这样书香人家的小姐，很容易寻觅更适合的对象，何必要找一个年龄差距过大，还必须毁了家才能在结婚的男人？
孙百刚夫妇觉得，最好赶紧给王映霞介绍合适的结婚对象，以杜绝郁达夫的妄想。
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人，也不赞成郁达夫追求王映霞。
王映霞在女师念书时就接触到新文学，读过鲁迅的小说与郁达夫的《沉沦》、郭沫若的《女神》等，这奠定了她对郁达夫最初的好奇、好感与敬佩。
当这位知名作家对她由倾心到狂恋，她起初也曾尽力疏远——郁达夫已有家室，若陷入不见容于舆论的感情，既怕长辈痛惜、亲友耻笑，又恐遭世人冷眼。
郁达夫穷追不已，受挫时也不免自卑。
19岁的姑娘，起初是“看他可怜”，渐渐被这番狂热融化，觉得：“给予这同情的似乎只有我了，我亦不希望再有另外的人，来与我争夺这同情的付与。”
在《日记九种》中，郁达夫详细描述了他追求王映霞的全过程，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。两人热恋期间，郁达夫还写给王映霞情诗无数，其中一首常为后人传诵：
朝来风色暗高楼，偕隐名山誓白头，
好事只愁天妒我，为君先买五湖舟。
王映霞终于被郁达夫的一片痴情所感动，但她向郁达夫提出了结合的条件，那就是必须与孙荃离婚。这让郁达夫颇为苦恼，但他仍对王映霞穷追猛打。
恋爱中的誓言，都是“海枯石烂”的。
年3月，刚刚20岁的王映霞与31岁的郁达夫在上海结婚。
郁达夫嗜书如命，经常倾囊买书，不惜举债。经济虽不宽裕，日子却很和美，郁达夫写了得意诗文，总要把在灶前忙碌的王映霞拉上楼去，品读一番。王映霞从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到精于家务，擅长烹饪。郁达夫患病，她充任护士并为他精心调配饮食。
孙百刚跟老友开玩笑：你以前的作品以郁抑穷愁为基调，如今生活安定舒畅，自然写不出那种哀怨激愤的小说了。
谁知好景不长，这对神仙眷侣在度过五年的幸福生活后，郁达夫偕王映霞从上海迁居杭州，修建别墅“风雨茅庐”居住下来，一切的改变便从这个时候开始了——
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，是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同学，郁达夫回到省城后，两人往来密切，善交际的王映霞由此与许绍棣也有了较多的交往。
抗战爆发后，郁达夫在福建忙于工作，王映霞带着母亲和三个儿子避乱于丽水。丽水为浙江省府临时所在地，已丧偶的许绍棣也带着孩子住在丽水。而且王映霞到丽水，正是由许绍棣安排的。由于两人来往密切，一时流言四起。
据王映霞回忆，他们全家年春从丽水到武汉途中，与郁达夫老友之女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的李家应同行，李托王映霞为好友孙多慈做媒。她想到丧偶两年的许绍棣，遂去信询问，书信往来。
王映霞说，郁达夫经常怀疑她的通信，连普通应酬、游玩也会猜忌，而王映霞的个性“既骄又娇，总不愿用什么和顺的言词去向他解说”。她对现状了然于胸——丈夫已经觉得婚姻岌岌可危，但越想要攫住她，行事却越是反常，使得她越发冷淡，更不肯用言语态度表忠心，他也就更认定她肯定会逃逸。
连日争吵后，王映霞负气出走，住进老友曹律师家。郁达夫在家中发现许绍棣的来信，更疑心她已前往浙东投奔后者，遂在她的衣衫上愤然题写“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”。
后经友人调解，一场风波才告平息。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，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。
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，戴笠其人，据其身边人称“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，他不但到处有女人，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，这是他私德方面，最容易令人灰心的”。
由此可见，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。
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。
发现王映霞与戴笠的奸情后，郁达夫愤怒已极，而王映霞却无所谓，干脆不辞而别，郁达夫长夜不眠。
即便在传播速度慢得太多的20世纪30年代，八卦照旧能插上翅膀飞翔。
这对夫妻不期然间为看客献上无比活色生香的谈资，也将彼此残剩的感情，烧得灰飞烟灭，12年婚姻只能走到尽头。
她的第二任丈夫钟贤道是外交部前部长王正廷介绍的，当时是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。两人年4月在重庆举行盛大婚礼，来宾如云，其中一半是陌生人，可见对她好奇者之多。
王映霞婚后随钟贤道的工作变动，先后在重庆、宜昌、芜湖、上海等地生活，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。她与郁达夫所生三子，那些年过得十分颠沛。
王映霞说他乐于助人，生活简朴，对晚辈关心得无微不至。她对这段婚姻十分满意：“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祖父、好外公。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，是他给了我许多温暖、安慰、帮助的38年。”
王映霞晚年撰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并出版自传。她这么回顾两任丈夫：前一个他，才气横溢，在国内外文坛上享有盛名；后一个他，无名小辈，普普通通的一个人。如果没有前一个他，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，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……如果没有后一个他，相互体贴……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……历史长河的流逝，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，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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